由 jpichiban 本文作者张俊华，德国籍华人政治学者，批评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并非真正为了公民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而是为了所谓国家经济利益。文章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回归到居民登记制度，摒弃歧视性法律基础，消除高干特供制和高干医疗资源集中，让公民自由选择城乡居住权。作者认为，政府通过“买房换户口”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措施，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户籍制度的不平等问题，而是为了减少房产库存和夺取农民土地，最终将损害公民利益。
Original Title: 客座评论：是为了官方利益还是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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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2T09:56:36.189Z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中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有关”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文件。其中特别提到了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这本来是个喜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跟我们一般认为的居民登记制度不同，它是从法律上奠定了中国公民之间不公平关系基础的怪物，而且是一个残酷的怪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今户籍制度的改革（如果是真的话）就是对一个公平社会的重要贡献。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追求社会公平、维护自己的尊严，获得社会的认可，始终是人们奋斗的目标。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也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各自所需的条件. （使其）享有平等的的尊严、权力和义务。
70年代时候，邓小平自知中国的社会主义远没有达到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标准，于是弄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的说法。但自那时起，中国发展了50多年了，难道自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政府，依然还毫无羞愧感、继续保持着当初对城乡公民的不平等和歧视？
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不平等制度——中国当代户籍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正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了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不平等制度，即户籍制度。众人所知，中国当代的户籍制度起始于50年代。其初衷是为了集中经济资源，来发展重工业。这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即便在一开始，在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自由移动，并不是个问题。但后来，政府并不愿意为百姓起码的福利花太多的钱，同时又需要农村劳力为政府的工业化政策作贡献，于是，便把农村人口通过户口制度给固定死了。以致于在70年代安徽贫穷地区的人，到外地集体要饭的农民，因为户籍制度的规定，还需当地政府（公社）开证明。 自50年代以来，户籍制度就成了控制农村人流，歧视农民，同时也是控制每个中国人（包括城市居民）的笼子。
户籍制度是毛泽东向苏联那里学来的统治方式。苏联时期也有所谓的”布洛比斯卡” （Propiska）。在斯大林期间的功能跟中国的户口没有差别。但苏联随着以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多少还显得比中国的户籍制度稍微人道一些。譬如说，允许已婚夫妇即便一方是农村的”布洛比斯卡”，依然可迁居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在中国则是不能以婚姻理由随迁户口的。同时，苏联对城乡居民实行的全面免费医疗，尽管当初的现实跟政府宣布的距离比较大，但还是比中国公民尤其是农村人口在医疗、教育、福利等待遇天地之别要好不少。
从中国的历史渊源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但大多情况下，是中国文职官僚政府一种人口统计和纳税的管理方式，如征赋派役户籍制和尔后的人口统计户籍制。现有户籍制度不平等的制度化跟此关系不大。但当今的中共则继承了历史上法家残酷的、用不平等形式对待百姓的传统， 如保甲治安户籍制。所以，当今的户口制度从管制公民、限制他们平等自由的权力上来说，跟中国的法家是一脉相承的。
笔者出生在上海，本来是个城市户口。但在17岁的时候，也算是尝到了自己拿农村户口、当二等公民的滋味。1976年，作为一个末代红卫兵，中学毕业，响应了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 到了吉林一个农村的集体户准备”在农村干一辈子。但那时这种狂热纯是城市小毛泽东主义者的幼稚冲动。到了农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有时为了多挣点工分，白天黑夜两份活一起干，可最后得到的一年纯收入才刚够自己买一个短波收音机。 一年过去了，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唯一想着是，如何跳出这个农槽。 幸亏邓小平在1977年宣布恢复全国高校考试，使得自己能够在匆匆准备后顺利通过了高考。可是，不知省里哪个高干把我的名额偷偷地给他的儿子了 – 这事我在11年后才得知。于是，我只收到一个师范中专的录取书，而不是自己报名的高校。但为了跳出农村，我咬咬牙便上了那个师范学校。 后来，四年后，通过第二次高考，才总算回到自己的老家上海。
当然，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今天的中国社会跟当初70年代大部相同。而这种进步主要还得归功于疫情之前、处在上升阶段的中国经济。农村户口的持有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暂时绕过户口制度设下的怪圈。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在当今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农村公民原来的二等地位比经济上升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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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无术：罗大爷一家住在离贵州安顺市不远的地方。图片中的罗大爷生活贫困且疾病缠身，但同时还要照看四个孙子孙女。他的儿子、儿媳去到家乡以外很远的地方打工。因为只有大城市才有工作。
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国有5570万贫困人口，罗大爷一家就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中国官方统计标准，人均年收入少于400欧元（约2800元）就被视为贫困人口。
课间操：学生们每天上午聚集在拥挤校园的操场上做课间操。虽然罗家的所有孩子上学都不花钱，但购买学习所需的用品，类似图片中孩子们穿的校服仍要花钱，而且价格不便宜。
手电筒下的学子：图片上的小罗不得不在微弱的光线下做功课。每到冬天来临，他要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用手电筒照亮写作业。
对未来的希望：放学后，孩子们要到农田里工作。他们背上篮子里的绿菜是用来饲养牲口的。他们的爸妈希望，孩子能完成高中学业，甚至将来有机会能考上大学。然而，这样的机会十分渺茫。
二等公民：鉴于中国目前的户籍登记制度，农民工子女不能随迁进城上学。原因是其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据估计，中国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来自2.6亿农民工的家庭。这些农民工通常在建筑业和服务业打拼。
农民工子弟学校：救助组织试图为农民工子女创建“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往往无法获得城市管理部门的批准。许多校舍被视为非法办学，遭驱逐和取缔。
缺失父母的爱：因此，作为农民工的孩子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留守在没有父母的农村。
改革的用意何在？
如果我们认真解读一下官方的文件，可以判定，中共现在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是改革，而纯粹是为了所谓国家的（不是”人民的”）经济利益。 如果真正是为了公民平等的尊严和权利，就应该把户籍制度回归到一个纯粹的居民登记制度，摒弃其歧视的法律基础。 如果是真正的改革，政府就应该消除高干特供制和对高干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腾出资金和资源来支撑一般居民特别农业居民的城市化，或者说让公民自由选择城乡的居住权。如果是真心实意的改革，就应该停止渲染一个人非要拥有住房的意识形态，把房产问题交给市场，并在年轻人中倡导租房文化。实际上，德国全人口近60%的人是靠租房生活的。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因为如此而降低了。而中国拥有房产的人达到了全人口70%，却有不少房奴。在中国缺钱缺消费的情况下，这不仅对中国经济不利，也使得他们生活艰难甚至因为房贷而陷入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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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爆雷：8月初，中国又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面临违约风险。该公司有2笔美元计价的债务8月8日逾期未支付利息。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碧桂园的“爆雷”是对本已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打击。在本次房地产危机中首先触礁的恒大集团则于8月17日依美国《破产法》，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恒大的负债高达3300亿美元。其在2021年底发生违约，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大批未完工的烂尾楼。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的房产价格和销量仍将进一步下滑。
信托失信：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金融信托行业也出现危机。在7月底传出中融国际信托集团无法按时支付票息和本金消息后，中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数十种中融信托产品出现逾期兑付。该集团北京总部前发生投资者要求还钱的抗议（图）。中融管理着约1380亿美元资产。许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信托公司进行项目融资。控制中融的中植集团管理着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也承认有流动性困难。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总量大约为3万亿美元，相当于英国国民经济的总体量。影子银行的一系列支付违约行为可能会引发广泛的连带效应。
生产、零售数据低迷，通缩风险上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产出和投资增速都低于预期。这显示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商业和消费引擎动力严重不足，通货紧缩风险上升。同时，7月份中国银行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双降，其中信贷增量比六月份骤减了89%，是2009年11月来的最低的新增贷款量。
进出口双降、外商投资滑坡：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外贸数据远低于预期，进口同比下降了12.4%，出口则萎缩了14.5%。根据中国商务部7月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資（FDI）较去年同期下降2.7%；二季度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同比下降20%。而彭博社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所公布数据的计算则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同比暴跌87%。尽管有中国专家在财经媒体分析称，上述数据差别源于统计口径不一致，但外资流入明显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
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今年以来，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4月份突破20%，6月份已升至21.3%。各项经济数据低迷让民众对经济前景和就业形势的焦虑增加。而国家统计局8月却宣布，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这一消息引来民众的广泛批评和嘲讽，有网民戏称当局这次从工具箱中拿出的是“眼罩”。
外银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根据路透社8月18日对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研究中心和野村证券五大券商此前以及最新对中国2023年GDP增长预期的对比，摩根士丹利将对中国2023年的GDP增长预期从此前的5%下调为4.7%；摩根大通从5%下调至4.8%；巴克莱银行从4.9%下调至4.5%；德意志银行研究中心从5.3%下调至5%；野村证券从5.1%下调至4.6%。路透社指出，主要券商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背景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使得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恶化。而目前的各地地方政府，为了解决所谓的房产库存，用”买房换户口”的名义，诱人上钩。本质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解决中国人作为一个公民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和待遇 。 而仅仅是减少房子的库存。
再有，借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府动员农民出让自己的宅基地，从而获得在三四线城市过剩的住房。且不说，农民是否有这个财力，这里完全实在剥夺农民拥有一点点最起码的救命稻草。在这里，笔者觉得有必要提一下，苏联时期（东德时期也如此）比中国更人道的地方：在那里，不少城市人以及市民化后的农村人，在离城市不远的郊区，拥有自己类似于中国的宅基地的土地。而正是这么一小块地，在经济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解决不少困难。因为毕竟在那里可以种些日常需要的蔬菜瓜果。而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夺走农村居民的最后一个命根子。
总之，户籍制度的改革根本任务是解决一个中国社会不平等，而不是借此仅仅解决房过剩或库存的问题。 这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共产党的做法就如同一个中国唯一的大资本家，用强力实行自己对全国土地的唯一控制权，然后又企图能从土地本身以及它的衍生产品（房产）那里创造更多财富，为自己谋福。当然，在经济上升的时候，这种做法，一部分百姓也确实能得到小小的一份”惠利”，但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吃亏就是百姓自己。
看来，户籍制度而带来歧视和二等公民的现象，并不能通过这次所谓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明显的改观。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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