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性生活的婚姻可能幸福嗎

威爾和羅絲是十年前在網上認識的。他的網名是「歐芹教授」，看上去很合適——又高又瘦，戴著眼鏡，這些都很吸引羅絲。他們第一次約會時，羅絲得知威爾是一名大學生，和母親住在一起，這個網名來自他工作的一個藝術營的孩子給他起的綽號。他們說起這件事就大笑，說起大多數事情也都是歡聲笑語。威爾覺得羅斯既讓人興奮又為人直率。他在安大略省的郊區長大，而她來自南加州，對他來說，那就像是另一個世界。他們之間的不同很快就成了他們喜歡彼此的地方。

羅絲喜歡威爾的穩重——和她約會過的其他男人不同，他們害怕承諾。他們的關係經受了許多考驗，包括多次搬家，大約一年的異地戀，以及與父母和室友同住時如何找到時間在一起。現在，他們結婚七年了，在洛杉磯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套一居室的公寓，羅絲在那裡接待自己的普拉提客戶。威爾白天出去教書，晚上他們依偎在床上看電視。「這是我一天中最喜歡的時光，」羅絲說。（羅絲和威爾都是中間名。出於對隱私的考慮，所有受試者都要求用他們的名字、中間名或暱稱來稱呼他們。）

雖然威爾讓她感覺踏實，但羅絲覺得他們習慣的平靜關係也讓她在性方面感到壓抑。他們有時幾個月沒有性生活，但並不缺乏親密感。他們有一個永遠不拒絕擁抱的原則，這是他們為了解決任何關係中都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小分歧而制定的。他們還坦率地談到，對她來說，他們婚姻的安全可預測性——在共同生活中，這一點是她所喜歡的——抑制了她的性慾。她知道這會讓威爾感到困惑，甚至沮喪，但她不想強迫自己做愛。羅絲的父母已經離婚，她的母親曾經覺得覺得有義務每週和羅絲的父親做愛一次，這不是羅絲想要的關係。

為了進入願意做愛的狀態，羅絲依靠一系列的儀式來幫助建立期待——做頭髮和化妝，刮腿毛，晚餐時喝紅酒，或者，當他們的日程允許時去度假，以便打破生活常規。威爾不需要為性做任何準備，羅絲認為這是他們之間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多年來，他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性生活方式，如果他們想在一起，他們性生活就是這樣的，他們也的確想讓關係繼續。

疫情期間，這對夫婦有一年多沒有性生活，但他們很享受有更多在一起的時間。羅絲過去常常花幾個小時開車去不同的健身房，很晚才回家，很少見到丈夫。被困在家裡的時候，他們在附近散步。不停地交談。他們開始一起上在線瑜伽課，這個愛好一直延續了下來。威爾很欣賞這些小小的交流機會。羅絲認為她不是那種會照顧人的人，但威爾不這麼認為。「她在精神上和時間上都不吝嗇，」他說。

有時他們一起洗澡，赤裸著抱在一起，但並不期待發生性關係。雖然威爾仍然希望這些時刻會有別的結果，但他並不強求。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性在婚姻中所扮演角色的文化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婚姻中的性行為主要是為了生兒育女，但近幾十年來，常規觀念認為，頻繁的性行為是幸福婚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包括夫妻諮詢在內的各種治療方式的興起，性積極也掀起了新的浪潮。專家們指導夫妻們如何鞏固婚姻，他們通常認為，健康的婚姻關係包括與伴侶持續的性行為。到2010年代，預約式性愛已經成為一種保持親密關係的流行方法，並在一定程度上暗含防止分手的意思。

然而，近年來，夫妻關係專家和夫妻自己都在逐漸摒棄一些普遍持有的觀點，努力為那些用於維持婚姻的非常規方法正名。一些夫妻挑戰了夫妻應該共用卧室、甚至住在一個家裡的基本假設，他們的網路小組大量湧現。沙倫·海曼在Facebook上管理了一個名為「Apartners」的小組，專門為選擇分開居住的夫婦服務。她告訴我，她所在小組的許多成員發現，當他們不再時時刻刻在一起時，他們的性生活得到了改善。「我的目標是向人們展示，健康的關係有許多種，」海曼說。「沒有一種方法適合所有人。」

不斷變化的性觀念造成的影響是，今天的許多夫妻根本不願意忍受心理治療師埃斯特·佩雷爾所稱的卧室裡的「無聊」。佩雷爾的職業生涯裡一直在闡明夫妻之間的過度接觸如何削弱了性慾，而性慾是需要一些好奇、神秘和陌生的。這並不是說長期的愛情和慾望是不可能的，但根據佩雷爾的說法，保持性興趣需要創意。在她的播客「從何說起？」中，佩雷爾幫助夫妻探索和表達他們的幻想，尊重彼此的個性，並嘗試新的方法，一起滿足他們的慾望。

對佩雷爾和許多其他關係專家來說，這有時意味著重新審視對婚姻另一個基本前提的投入：單配制。諮詢專欄作家丹·薩維奇也認為，單配製並非對所有人來說都完全合理或令人愉快，他對美國人痴迷於將不忠變為道德問題持批評態度。他鼓勵已婚人士坦誠地告訴對方，幾十年來一直承擔滿足伴侶在性和情感方面需求的責任是多麼困難。

有些人通過探索多角戀和開放關係來質疑婚姻中的單配製標準，還有一些人則在抵制發生性行為的壓力。事實上，從整體上看，美國人的性生活比以前少了——不分種族、性別、地區、教育水平和就業情況。一項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出生的美國成年人的性生活少於老一輩；他們的穩定伴侶更少，在有伴侶時的性生活也更少。2021年的綜合社會調查發現，接受調查的所有成年人中，約有50%的人每月性生活一次或更少，其中一半的人報告說他們一年沒有性生活。研究人員推測了這30年來性低潮的原因，包括從科技導致的孤立到關於性同意的文化對話。

例如，許多年輕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MeToo（我也是）運動的影響，進行了有意識的節慾。TikTok上出現了關於「戒掉男孩」(boysober)的趨勢，這個詞是喜劇演員霍普·伍達德創造的，她說，對於那些以前為了適應男性而改變自己慾望的女性來說，暫停性生活可以賦予她們力量。數字女權主義4B運動起源於韓國，但已通過社群媒體傳播到全球。該運動倡導拒絕生育，以及拒絕異性戀約會、婚姻和性行為。與此同時，「柏拉圖式的生活伴侶」——承諾共同擁有一個家，甚至共同撫養孩子的朋友——堅持認為性和浪漫不是終身結合的必要條件。

性教育者和研究者艾米麗·納格斯基不認為頻繁的性行為應該是每一段深度投入的關係的主要組成部分。納格斯基對自己暫停婚姻性生活的事並不諱言，她不贊同履行義務的性愛，也不贊成對性生活的規律性或行為設定任何底線。納格斯基借鑒了加拿大性學家佩吉·克萊因普拉茨的研究成果，認為性慾低有時可能是判斷力良好的證據。納格斯基說：「不想要你不喜歡的性並不是功能障礙。」

在她的新書《一起來》(Come Together)中，納格斯基敦促那些想探索自己性取向並加深性聯繫的夫婦首先弄清楚每個人想要性愛的時候，想要的是什麼。對許多人來說，性代表著從平凡中解脫出來的自由，但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條件對每對夫婦來說都是不同的，而且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畢竟，慾望並不總是一致的，或者它們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演變。

米歇爾和約翰在2005年的一次聚會上相識，在交往的最初幾年，他們充滿激情。然而，四年前，在經歷了她所謂的「創傷性」分娩後，米歇爾開始擔心性交會引起疼痛。

她和約翰在為人父母后一年沒有過性生活。現在他們可以一連幾個月不做愛。他們的朋友們似乎也在經歷性生活的新篇章，並且嘗試開放婚姻，這讓米歇爾和約翰開始討論，該怎樣給他們之間的性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但他們並不總是能就想要什麼或者能接受什麼達成一致。

然而，約翰知道，對米歇爾來說，婚外性行為是一條紅線。她目睹了不忠行為破壞她父母的關係。約翰說：「我覺得有一種擔心，『我有一種可以在一兩分鐘內解決的衝動』，但考慮到可能產生的破壞，冒這個險去解決它是不值得的 。」

對兩人來說，愛情的意義遠不止滿足一時的慾望。在一起近二十年後，他們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朋友和「靈魂伴侶」。他們剛開始約會的時候，米歇爾正沉浸在哥哥車禍喪生的悲痛中。她很早就和約翰談起了這次經歷，從那以後他們就形影不離了。約翰覺得她很美，想盡量和她待在一起。米歇爾則樂於通過他來轉移注意力，這是一個能把她從悲傷中拉出來的人。他們去聽音樂會。他給她做了混音帶。但也有幾次，當她崩潰哭泣時，他會陪在她身邊。

約翰曾經試圖安慰米歇爾，說他理解她的感受，但當他在2012年失去自己的兄弟時，他意識到自己錯了。約翰說，在他哀悼的時候，米歇爾「知道在那些無法言說的時刻該怎麼做——知道什麼時候該給我空間，或者知道什麼時候我需要一個擁抱，或者什麼時候我需要她在身邊」。今天，米歇爾仍然是他的幸福的「核心部分」。

兩人和他們的女兒住一套一居室，雖然白天有一些私人空間，但他們都忙著在家工作。現在，大多數時候，米歇爾在早上自慰，而約翰送女兒去幼稚園。他晚上用手機看著色情片在浴室裡自慰。對約翰來說，這只是一種身體上的釋放，但對米歇爾來說，取悅自己有不同的目的：她想找到什麼能讓她感覺良好。獨自探索她變化了的身體可以消除她不能和丈夫高潮時的內疚。她不想讓他覺得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她說：「我想達到高潮，但卻無法達到。」

在我採訪的30多位已婚人士中，許多人都跟米歇爾一樣告訴我，成為父母不可挽回地改變了他們的性生活。卡米爾住在加州，她覺得婚姻是她經歷過的最穩固、最貼心的關係，但成為母親讓她遠離了自己的慾望。「感覺就像我不能觸摸的東西，就像在另一個房間裡，或者是我不知道該如何進入的另一個自己的部分，」她說。

也有的母親開始把性愛看作例行公事，是責任清單上的一項。凱特的孩子是一個渴望被擁抱的神經發育異常兒童，她發現自己同丈夫的性行為變得「像機器人一樣」，因為她開始把它視為「又一項要求」。丈夫盡其所能支持她，但她覺得有義務回到他們以前的性生活中，儘管她「非常渴望走進一片森林，躺下來，什麼人什麼事都不要聽」。

莉莉安有兩個孩子，她說成為母親對她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她不得不離開以前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的自我認同完全被掏空了，」她說。「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遭受性侵的往事也以深刻的方式重新浮出水面。為了養育孩子，她認為她需要做到「毫無保留」。她沒有能力將身體上的開放性延伸到丈夫身上。她無法忍受他溫柔的愛撫，那感覺就像孩子的手在撓她的痒痒。

莉莉安的丈夫菲利普從未強迫她與自己親密接觸，她對此很感激。他說：「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種方式，擁有非常積極的、非常自願的、非常理解的、相互享受的性行為。」五年後，菲利普知道她仍然在適應成為母親給她的生活帶來的一切。最近他們開始有了更多的性生活，大約每隔一個月一次。莉莉恩很喜歡丈夫給她按摩後背，他也很樂意給她按摩。

其他夫婦，就像羅絲和威爾一樣，坦言由於慾望朝著不同的方向轉移，他們感到與伴侶的性生活不協調。珍是維吉尼亞的一位38歲的母親，她告訴我，在13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丈夫對性的興趣逐漸下降。另一方面，她經歷了她所謂的「二次青春期」，因為她的孩子長大了，對她的依賴減少了。她覺得自己「性慾旺盛」，於是去看了婦科醫生，確認自己不是荷爾蒙出了問題。她現在正試圖弄清楚如何應對丈夫的低性慾。「我覺得自己很多時候都生活在顛倒的世界裡，」她說。「朋友們抱怨說，丈夫在她們洗碗的時候抓她們的屁股，我想，哇，我也喜歡那種被需要的感覺。」

另一位母親艾米麗說，在她34年的婚姻生活中，性逐漸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她和丈夫的親密關係一度停滯，但隨著孩子長大，他們「恢復了良好的性生活」，艾米麗說。現在她59歲了，在與癌症的鬥爭中經歷了幾次手術，包括子宮切除術和乳房切除術。結果，她的性慾減弱了，性愛變得像是「用吸塵器打掃房子」——她做這些是為了讓丈夫開心。他看出來了。「如果你習慣了別人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回應你，那麼當他們在假裝時，你就能看出來，」她說。「我已經變了個人。」

在她因癌症而接受激素治療並提前進入更年期大約10年後，一天晚上，他們在床上坦率地談論了他們的性生活。艾米麗說：「我們討論了我缺乏性慾的問題，他說如果我不興奮，那他也不會興奮。」他承認自己的性慾也下降了。所以他們決定不再勉強。她覺得有些文化壓力迫使老年人在80多歲時還保持性生活。她讀過一些文章，說在晚年保持性生活有益健康，但她對此持懷疑態度。「是嗎？」她說。「我不知道。」

艾米麗覺得他們的婚姻發展得很自然：他們經歷了幾十年的激情，雖然他們在卧室外仍然充滿深情，但如今他們的關係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性，是關於他們共同創造的生活。「我們沒有性生活已經有好幾年了，」艾米麗說。「我們相處得很好，但我們更像是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戀人。」

儘管他們都堅持認為性在自己的婚姻中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我採訪過的大多數夫婦仍然記錄性生活的頻率。他們似乎也對自己偏離公認標準的程度耿耿於懷。例如，約翰希望他和他的妻子能恢復到每週做愛兩到三次，但他承認自己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從哪裡來的。

納格斯基認為，用數字作為衡量標準可能適得其反。聽到這樣的統計數據，我們不可能不拿這些數據來判斷自己的親密關係。數據不能說明參與者是否享受自己的性生活。納格斯基說：「你是在拿自己和一群沒有和你發生性關係的人對比——拿他們來判斷自己到底是不錯還是不行。」

對於那些用納格斯基所說的性「虛構」來衡量自己的夫婦，或者對於那些擔心每月性生活沒有達到某個數字，婚姻關係就會受到威脅的夫妻來說，可能有太大的壓力要讓性生活變得愉快。更重要的是，夫妻要確定什麼樣的性才是值得擁有的。

羅絲承認自己感受到了社會期望的壓力。最近，她決定，既然她和威爾很少做愛，她可以把手臂上的節育植入物取出來。在手術過程中，護士暗示羅絲的婚姻出了問題。羅絲感到羞愧和憤怒。在她看來，要求她和丈夫在一起十年後依然應該生活在一種持續的性興奮狀態中是荒謬的，但她認為這也是許多已婚夫婦維持的表面現象的一部分。

「有些人會告訴你他們的性生活如何豐富，」她說。「我覺得更常見的情況應該是沒有性生活。」在治療師的幫助下，羅絲正在探索她尋求新刺激的需求，是否跟她的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有關——不是因為她認為這是一個問題，而是因為她有興趣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慾望。「顯然，我所經歷的伴侶疲勞並不罕見，因為我們『特殊』的大腦總是在尋找新的東西，」她說。

威爾有時會求助於有關克制的佛教著作來探索自己的性慾。他開玩笑說，這其中可能有一些確認偏差，但他認為妻子的自我意識——以及她不願意強迫自己發生她不想發生的性行為——讓他變得成熟了。對威爾來說，親密關係與其說是一種完成，不如說是一種聯繫。「我明白了，即使只是關於性行為本身，結果並不總是最好的部分，」威爾說。「快樂貫穿於整個過程。」

為了慶祝羅絲40歲生日，他們3月去了夏威夷。當他們躺在海邊時，她把手機關了好幾個小時。威爾記得，自己轉身看著妻子，看著她放鬆下來，身體鬆弛。在那一刻，他沒有想到性，也不是她在陽光下有多麼美麗。他在想他們倆到底有多相似。最重要的是，他們想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享受那些可以忘卻身外之物的微小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