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jpichiban 
2024-10-13T07:09:27.255Z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政府在九月下旬开始的对股市的注资和刺激，让2亿股民一下子欢腾起来了。也让国外一些投资者兴奋了一整子。根据LSEG理柏的数据，自9月24日以来，海外中国基金净流入139.1亿美元，使2024年迄今为止的资金流入达到543.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入了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而共同基金今年仍净流出117.7亿美元。总之，这阵狂热虽然给国庆增添了不少气氛，但国庆长假刚过，便使得不少小股民深感后悔，不少人又开始尝到被割韭菜的辛酸。据说甚至还出现了为此而跳楼的悲剧。
实际上，重建人们对中国的经济的信心，远不是靠这一次性刺激能完成的。于是，面对未来，人们就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特别是毛泽东的极权主义结束以来，共产党靠着跟老百姓的一份不明文规定的“契约”，一直维持着它的威权主义的统治。这就是：我（共产党）给你们保证把经济这个饼越做越大，这样你们的生活比以往更好，而你们也必须接受和认可共产党的治理，即在政治要求方面给我闭嘴。这种做法，即便到了习近平时代，不仅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对言论的控制比以往更甚。
经济是习近平的命根子
只是习近平这一届的政府也算有点倒霉，因为自邓小平以来，共产党各届政府都有一个吃尽下几代人老本的习惯， 或者说对下几代人有意地不负责。以房产为例。当不少城市看到由共产党独家掌控土地而带来的土地衍生品，如房产的巨大利润之后，拼命卖土地，让开发商到处去盖房，同时散布那种一个人非要拥有房子的意识形态。中国数以万计的基础建设项目的银行贷款就是靠着对未来土地价值的虚假的过高的估测，而实施的。
但没想到，到了习近平时代，房地产的泡沫露了馅，再加之他亲自实施的清零政策，一下子把经济推向了下坡路。
但这个时候，习近平表面上似乎并非心里不着急。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心里有谱。按一般逻辑，习的思路也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他认为，只要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即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弄好了，以“新三件”（即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发电板）开路，满足中国的内需和出口，这样就能补偿房产等那些传统产业带来的损失。于是，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宣布政府投资10亿多美元，用于提升核心技术和工业供应链的制造水平，并期待着把出口称为增长突破口。
但问题是，习近平根本没去考虑实现他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由于清零政策，使得中国本身的内需就无法满足起码的期待。由于他几年以来的战狼外交以及俄乌战争后支持俄罗斯，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也跟他前几届的同事大不一样：西方各国都对中国防着一手。这样使得他根本无法靠着“新三件“等产品的出口来改变中国经济的困局。
显然，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的缓慢程度超过了预期，如此下去，它将无法实现今年相对温和的5%增长目标。但这里笔者不赞同有的西方分析家的看法，即习近平对此无动于衷。习近平只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新质生产力”秘方的有效性，藐视了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总之，为了经济，习近平政府在今后会“不惜一切代价 ”来采取措施，因为经济的好坏涉及到执政党的合法性。
习近平的下一步棋
习近平的思路是重振股市，放宽甚至摒弃购房的限制，同时，又要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负债的问题。他和他部下的不少做法有点像挤牙膏似的显现出来的，从目前来看，股市这一块是在动了，但远远不足以提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另一方面，如果北京再不加注资金，先前的努力也会前功尽弃。
应该说，习近平正在慢慢修正或调整他原来的“新三件”的思路。他应该意识到，房地产业一直占中国经济总量的近四分之一，是中产阶级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房地产业的崩溃正是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所在。房地产价格下降耗尽了家庭储蓄，制约了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筹集资金的能力，而卖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经济不景气，消费不足由造成了实业界（大多是私人企业）倒闭和失业以及全国各界的减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现有房产确实远超人口的数字，而且中国早已进入的老年社会。换言之，有的经济问题如房产无法彻底解决，已经定了调了。
对此，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10月12日宣布中国最新经济刺激措施。北京将发行特别债券来帮助其陷入困境的经济，并已筹集2.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250亿美元)资金，可在未来三个月内用于支撑房地产市场、缓解地方债务和支持银行。蓝佛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0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好2023年增发国债资金，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8.55万亿元。
可以想见，上述措施尽管其力度不如2008年，但肯定也会有一定短期和中期的效果。但即便如此，还是无法预见，是否肯定能达到GDP5%的增长。更无法确定，是否能持久。
期待北京改革是不现实的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习近平如果不从市场角度对中国经济作一个全面、彻底的改革，那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无法解决。这种市场派的人士，就是忽视了习近平最赞赏的“习氏经济学”的原则。
一是他坚信，他的非市场、或是半市场化的“产业政策”（包括国家重点补贴）是“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的表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所以，这在今后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日趋强化。二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原则不变，他钟爱国有企业，因为习近平认为国企是能抵御类似于西方的经济危机的中流砥柱。而私人企业如果有不听党的话的嫌疑，那就不应该在中国社会获得应有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在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竞争，而这种竞争的规模和深度远超美苏冷战时期。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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