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jpichiban 
2024-10-15T09:12:21.812Z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达赖喇嘛和2010年刘晓波）和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高行健）遭到中共宣传机器的攻击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也会成为其攻击目标？
周一（10月14日），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任职于美国高校（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获此殊荣，他们是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 ）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
评奖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三位学者研究了体制或者制度是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成因：法治薄弱、制度化剥削民众的社会为什么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或改善？”
这让人想起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他最著名的制度论证是饥荒与民主的关系：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
约翰逊与阿西莫格鲁曾合著《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曾合著《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十年前，后者曾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
这本书认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最佳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差组合当然是它的反面：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
本书开宗明义，从当年的”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谈起。人民为什么走上广场？作者说：”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政府，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们面对的经济阻碍，来自于政治权力在埃及由少数精英行使与垄断的方式。他们了解，这是他们首先要改变的事。”
然而，作者指出，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却与主流思想明显背离。跟中国的情况一样，主流思想界总是力图避开政治，更要避开倡议政治变革（那可能犯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是从地理、文化和领导人性格去解释。
今天的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困顿，主流思想界仍然更乐意归咎于习近平背叛了邓小平，而不是中共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然而，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说，他们就是要证明，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中，这部分和其他相关论述都被删掉了。
中国经济繁荣为什么不能持久？
周一，阿西莫格鲁教授通过现场电话联线的方式，参与了宣布获奖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专制中国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
根据《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的阐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七十多年统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最坏的组合状态：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民不聊生，社会崩溃，饿死数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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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首次重新迎来了和平，农业也出现良好的增长势头。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试图让中国跨越社会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光辉的共产主义。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粮食产量，《人民日报》1958年8月还发表了所谓“亩产万斤”的报道。
大炼钢铁：1957年，毛泽东宣布中国将在15年内钢产量“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从而兴起，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 
人民公社：1958年，人民公社在各地成立，在这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公社控制，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逐层下达到大队，再到最基层的生产队。
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典型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所有劳动力都受公社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妇女也有工作，儿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
三年大饥荒：这种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从而引起了1958年到1962年的全国性大饥荒。中共方面早期将其称作“三年自然灾害”，试图强调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来自旱涝灾害。后来官方又将这段时期改称“三年困难时期”。据中共党史记载，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炮轰金门：1958年8月，中国炮轰国民党占领的金门群岛。在44天的炮战中，双方海军也发生交火。在美国的幕后支持下，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断加强对重要战略前哨的防御。解放军封锁金门的尝试失败。图为在金门岛上防守的国民党军士。
尝试合作：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图右）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图左）共同前往北京市，两人与毛泽东会面，并以西藏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27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逃离西藏：1959年3月，西藏起义爆发，年仅23岁的达赖喇嘛在混乱中逃离西藏。尽管中国军队围追堵截，但达赖喇嘛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许多僧侣和藏人追随达赖喇嘛开始了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生活。 中共当局将这一事件称作“西藏叛乱”，而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则称之为1959年西藏起义。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众多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
金日成来访：1958年11月，金日成访华，到达北京站后，与迎接他的周恩来乘敞篷车驶向长安街。据称金日成与周恩来的关系不同一般， 每次见面都会长谈。金日成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巨大帮助，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在中苏两国之间左右逢源，以求保证自身利益。
兄弟反目：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外国嘉宾中，还包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图左）。但此时，友好关系已经成了表面现象。不久后，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便公开决裂。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在1969年文革期间达到高潮。但是，很多人截取1978年以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片段，希望以此重新定义中共统治。对此，这本书里也有过讨论。它被认为属于另外一种组合，即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作者说，这样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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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源的饥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在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就是1988年正式竣工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它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葛洲坝距离后来的三峡水电站仅有不到40公里。
摩登的牛仔裤：告别文革时期的蓝布衣布裤，中国人开始了对于穿着打扮的追求。在香港文化的影响下，牛仔裤、高跟鞋、烫卷发等摩登元素从东南沿海逐渐影响到中国内地广大区域。
美式的快乐：可口可乐是文革结束之后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北京人民渐渐开始不再买瓷瓶装的老酸奶，而改喝棕褐色、带着充盈气泡的糖浆。
德国外长访华：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越来越多。1985年10月，时任外长根舍访问北京，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他进行了会谈。
西藏局势动荡：1987年10月，拉萨发生了僧侣示威抗议事件，藏人袭击警察，纵火焚烧派出所，与警方发生武力冲突。对于北京的强硬派来说，冲突骚乱“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过多的民族自治自由有害无益。而胡耀邦的下台也与其在八十年代助长的温和民族政策有一定关系。
天安门广场：1989年4月15日，已经失势下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胡耀邦生前颇受学生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和爱戴，他的去世也成为聚集学生示威的最初动力之一。纪念胡耀邦的集会规模不断增长，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
尴尬的来访：1989年5月15日，主张改革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北京方面担心学生示威活动在此期间出现失控，因此要求清除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但是学生拒绝离开，因此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得不改在机场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
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随着很多学生以绝食的方式表达抗议，向中共施压，作为温和派代表的赵紫阳则主张继续与学生对话。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图中右后）的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用扩音器向学生喊话，呼吁他们结束绝食。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坦克开进长安街：1989年6月3日晚间，解放军开始实施中共高层做出的清场戒严行动。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当晚就传出了群众死伤的消息。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而由美联社记者拍摄的这张“坦克人”照片则被公认为是六四事件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画面。
镇压行动之后的长安街：关于六四事件造成的死伤人数，各界说法不一。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包括“士兵、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要明显更高，各种说法从几千到上万不等。对六四学运的镇压，使得中共在国际上遭到一系列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包容性制度将为所有人带来长期利益，但攫取性制度只会为当权者带来短期利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继续掌权，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
在连线现场，阿西莫格鲁教授按照这个研究结论进行了回答：他和同事的研究确实证明了民主制度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也注意到中国案例对其研究结论确实构成了一定挑战。他认为，中国等专制政权通过投资AI等创新领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繁荣很可能在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不及民主社会。
十年前就反驳了今天的”创见”
记者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专职解释”专制中国为何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
金刻羽的父亲曾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中共控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和中国所有高官子女一样，她享尽专制政治的特权，14岁就被送到美国读书，上西方名校，毕业后在西方名校任教，然后不遗余力地回报给她特权的专制政治，所有的著书立说只为一个目的：证明中共专制制度好得很。
她说，中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集权模式，同时伴随一种很强的经济分权形式。没错，她所谓的创新理论，就是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列出的组合之一：攫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
金刻羽的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去年出版之时，正值中国经济不仅谁也超越不了，而且增长停滞，房地产坍塌，股市低迷，资本外逃，哀鸿遍野。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到处推销她的”创见”。
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十多年前就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进行了反驳：”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死后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制度，先是从农业着手，然后扩大到工业。”
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反驳金刻羽的谬论。黄亚生说，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拥有庞大的政府权力和儒家思想，1949年后又实行了掌控力更强的共产专制，怎么就到了1978年才展示了一点制度优越性呢？而且才三四十年就结束了–这在历史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或者一个快闪场景而已。黄亚生指出，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的失败
现在我们来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共宣传机器会攻击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十年前已经提早开始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的失败》（作者杨虎涛），对该书观点提出批评。今天，也许可以写一篇《的失败》。
该文作者对本书最不满意的是，它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道理不难理解：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
该文得出结论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当年，作者显然还没有今天金刻羽教授的”制度自信”，竟然没有直接说中共专制是最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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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事件：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和暴力事件。起初是维吾尔人示威，后来演变成维族人和汉族等族裔之间的暴力冲突。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平息局面。北京当局称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大多数死者为汉族。图为7月7日一位维族妇女站在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前。此后，当局不断加强在当地的监控，包括设立备受争议的“再教育营”、强制安装手机监控软件等。
奥斯陆的空椅子：《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本人却无法亲自接受颁奖。因为在2009年年底，他已经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因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7月13日医院宣布其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病逝。他也是诺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始终未能完全恢复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
“习核心”：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新一届总书记，标志着第五代领导集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习上台之后逐步加强最高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此举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争议。
反腐还是政治斗争：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腐运动”，誓言要大小贪官一起抓，“苍蝇老虎一起打”。下至基层干部，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数年之内众多官员先后落马。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图为2013年法庭宣布判处薄无期徒刑），以及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反腐运动其实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与霾作战：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国民经济体。经济飞速发展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雾霾、饮用水污染以及土壤毒化等问题，成为民众最为忧虑的议题。2014年，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政府要像与贫困作斗争那样，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采取的措施包括将重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或迁走，北方居民煤改气工程等。时至今日，环境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北方城市在冬季仍然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领土争议：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与邻国的主权争议中也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中方称黄岩岛）对峙数月的事件就是一例。虽然菲律宾方面后来将相关主权争议告到国际仲裁庭，并且得到了有利于菲方的仲裁结果，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该岛礁被中方实际控制的现状。此外，中国还在南中国海其它一些争议岛礁实施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修建军用设施，此举多次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指责。
一带一路：为了消化中国国内过剩的产能，同时也扩大国际经济影响力，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倡议，主要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被视为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挑战。东起威海、西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图），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视之为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努力，提醒参与该倡议的国家不要陷入“债务陷阱”。
当《一九八四》成为现实：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中国，对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压制日益严重。2015年“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也标志着对于政治异见的打压愈加强硬。北京正在引入一套社会信用体系，对公民进行诚信行为打分，凡是被纳入失信黑名单的“老赖”将面临无法购买高铁票、飞机票以及无法在旅馆酒店登记入住的惩罚。批评者认为，这一体系可能成为国家全面监控、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更有人认为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描写的极权恐怖统治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从“占中”到“反送中”：“一国两制”之下，香港虽然保持自由市场体制，但是政治上却面对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4年，香港示威者的“占领中环”运动持续数月，主要诉求是争取“真普选”。由于示威者面对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黄色雨伞抵挡，因此该运动也被称作“雨伞革命”。2019年夏，港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例草案再次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即使后来特首林郑月娥在压力之下撤回修例，仍然无法平复示威浪潮。身穿黑衣、佩戴面罩的年轻示威者，则成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符号。
贸易战棋逢对手：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开始着手针对中国的关税大战。2017年4月他命令根据《1974年贸易法》针对中国进行所谓301调查，2018年4月白宫宣布正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击。双方致力于解决贸易争端、签订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艰难，尽管特朗普和习近平2019年6月在大阪会晤发出了愿意继续对话的信号，但是这场大国之间的经济争霸赛何去何从，仍然是个未知数。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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