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jpichiban 
2025-01-09T13:40:22.319Z
（德国之声中文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的一个谎言。
首先，从命名权看，这是一个谎言。新年送大礼，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1月2日在北京成立。在揭牌仪式上，中国外长王毅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声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某人的原创思想，就跟说吃饭睡觉是某人的专利发明一样荒唐。大同世界、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合国、地球村……这些从古至今未曾断续的观念和构思，不都是在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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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悲惨的事情 ：这是14岁的朱利叶斯·加尔萨（Julius Garza）。他在疫情中失去了养父大卫·加尔萨（David Garza）。朱利叶斯比弟弟记得更清楚，2015年养母和养父收养他们的那天之前，生活是什么样子。他说：“爸爸死亡是迄今为止发生在我身上的最悲伤的事情。我永远无法释怀。”
纪念爸爸 ：朱利叶斯和他12岁的弟弟艾丹为死于新冠肺炎的养父祈祷。每月30号，全家人都会举行纪念仪式，共同缅怀大卫·加尔萨的一生。2020年12月30日，他在德克萨斯州的康弗斯（Converse）死于新冠肺炎。
如何消化痛苦？：养母玛格丽特和养子朱利叶斯紧紧相拥。他的生母抛弃了他们哥儿俩。他们的生父因性侵他们的继妹而入狱。他们由此进入收养家庭系统。有了这么多艰难经历的朱利叶斯，现在尽力试图面对和消化失去养父的痛苦。
无法弥补的损失 ：2020年5月，在伊利诺伊州马特森市（Matteson），13岁的贾斯蒂斯·麦高恩（Justise McGowan）也因新冠病毒失去了父亲史蒂文·麦高恩（Steven McGowan）。爸爸生日那天，她坐在台阶上。新近，美国死于新冠肺炎人数突破100万。拜登总统在电视讲话说：100万例新冠死亡，100万张家庭餐桌旁出现一张空椅，每一个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她做了他会做的事情”：贾斯蒂斯的头靠在母亲桑德拉肩膀上。丈夫史蒂文去世后，桑德拉·麦高恩-瓦茨（Sandra McGowan-Watts）试图尽可能保持女儿贾斯蒂斯的生活习惯。去夏，修剪花园灌木的时间到了，贾斯蒂斯找到了父亲的绿篱修剪机，立刻开始了工作。桑德拉说，“她做了他会做的事情”。
一个共同的传统 ：贾斯蒂斯从烤箱里取出一盘烤好的饼干，回忆起她和爸爸曾有的传统。许多儿童的生活一夜之间剧变，不得不面对情感上的挑战。
成千上万儿童至少失去父母一方：各级政府的计划中都未包含对像朱利叶斯和艾丹兄弟这样因新冠大流行瘟疫而至少失去一个主要照顾人的美国儿童做登记。研究人员估计，相关儿童超过21.3万。
“就像触摸一朵云” ：艾丹常用现在时态提到爸爸，仿佛大卫仍坐在客厅对面他最喜欢的那把扶椅上，叫这个12岁的孩子过来看《星球大战》系列。艾丹说：“他这么开心。每回拥抱他时，我都会觉得自己就像在触摸一朵云。
永远回不去了：艾丹、朱利叶斯和玛格丽特对着他们称为“那个容器”的大卫的骨灰盒祈祷。失去他们的爸爸后，玛格丽特确保养子们得到心理咨询。即使疫情终会终结，像她这样的家庭仍会受到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她说，“我们的‘常态’会和他人的不同，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亲人”。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中共的叙事本身就前后矛盾，一方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方面又声称习近平发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完全不在乎马克思和恩格斯怎么想——这两位被供奉在全球共产党祖先牌位上的先驱者，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想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并不需要等到一个不世天才来脑洞大开，但有些人说得诗意一些，更容易让人记住。比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四百年前写下《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诗云：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
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以“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一部小说的书名，并以整首诗作为题词，让它传播更广，脍炙人口。
新华社2016年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熟悉美国作家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尤其喜欢海明威。”看来尤其喜欢也没让他读明白，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受制于时代局限，约翰·多恩在这首诗里写的“人类”还主要是指欧洲白人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成为“联合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在理念上已经是包括全世界所有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中共宣传盗用西方既有观念和术语，然后进行篡改和扭曲，包装成推销专制政治的口号，早已经不是第一次。比如，多元包容是西方冷战之后的一个主流价值观，指的是在民主自由社会中，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习俗、性别取向、宗教信仰等等的承认和尊重，但是中共宣传挪用过去，扭曲成了相反的意思：要求世界各国“包容”自己建立专制政权，打压不同的价值立场、公民社会和异议人士。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宣传话术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运作，在中共的宣传中，这更是一个谎言。
王毅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中国答案”是什么呢？同一天，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两年前的讲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称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
原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被扭曲成了推广“中国式现代化”。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宣传话术。就跟把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一样，它把现代化分为中国式和西方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名，行反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实。
正如中西医的实质区别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的实质区别，是传统专制与现代民主。把传统专制称为现代化，这本身就和现代化的通行定义是矛盾的。
中共宣传试图说服人们，没有人权、自由和民主，同样可以实现物质现代化。对于这一点，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James Robinson）早就给出了答案：长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而不是极权专制的社会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经济制度）。（参见《长平观察：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十年前就让中共不高兴了》）
“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
其实，人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分析方法，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其中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说：“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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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人民，看看柏林吧”（柏林胜利纪念柱前）：这张图摄于2008年奥巴马访问柏林之际，当时的奥巴马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今年6月19日，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再次访问柏林并在勃兰登堡发表演说前，众人翘首以待。在过去的这种正式访问中，也有不少政要留下了值得回忆的语句。
“伟大人民的孩子们”（路德维希堡宫前）：著名的演讲之一就是前法国总统戴高乐于1962年9月9日在路德维希堡宫前发表的“对德国年轻人的讲话”。在当时的德国总统吕布克的陪伴下，戴高乐向“法德人民的友谊”宣誓。这次讲话是促成签订德法友好条约的关键一步。
“我是柏林人！”：在奥巴马今年访问的整整一个星期后，正好是这句大概是历届美国总统在德国土地上留下的最著名的语句50周年的日子。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在柏林舍纳贝格议会厅前发表讲话，他在精神鼓舞的众人前，将柏林墙描述成“共产主义体系失败的最生动、最鲜明的例证。”
肯尼迪讲话节选：“两千年以前，最自豪的炫耀，莫过于：‘我是一个罗马公民’。而今天，自由世界里最令人引以为豪的语句就是‘ 我是一个柏林人’。 […] 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能够在被围困十八年后，仍可以保持今日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在柏林7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前美国总统里根向包括东柏林人在内的所有柏林人发表讲话。随后，他向前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呼吁：“请打开这扇大门！推倒这堵墙！”两年之后，1989年11月9日，矗立28年的柏林墙真的被推倒了。
“随机应变”：1989年前民主德国领导人庆祝40周年国庆。前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受到邀请（图中左侧是戈尔巴乔夫，右边是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其讲话中重点强调了“开放和改革”，他也提及那些“无法随机应变的人”将面临危险。
“重建和平”：2002年2月28日，安南作为首位出现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发表讲话。他对德国在阿富汗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称赞，特别是警察机构的重建。“当人们愿意尽义务帮助战争难民重建和平时，就必须要留下可以允许他们继续这一进程的系统结构。”
“展开对话的世纪”：精神领袖也在德国留下了警句。2008年，达赖喇嘛在结束其德国访问前在柏林表示希望中国可以有一个宗教和文化自由的西藏。“21世纪应该是展开对话的世纪。所有问题应该通过对话解决，而不是使用暴力。”
“服务于权利”：前教宗本笃十六世是近代首位德国籍教宗，也是首位在德国联邦议会前发表讲话的教宗。在其德国访问期间，他提到法治社会的基础和纳粹时期。当今政客的任务是“服务于权利并与不正当的政权作斗争。”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对于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有过很多实践探索，包括组建联合国维和部队、国际法院、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等。在2019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前，世界卫生组织（WHO）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合作，在防治全球传染疾病方面功不可没。比如，2014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就得到了及时的控制。
为什么呢？因为埃博拉病毒虽然厉害，但是它“不幸”出现在非洲小国，在那里没有一个号称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权来阻止国际专家的介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记载，“几内亚卫生部于2014年3月13日发布了首个关于不明疾病的预警。同一天，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拉沙热为疑似目标正式启动了突发事件管理系统”，“3月14日至25日，在几内亚卫生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无国界医师组织人员的参与下，开展了一次重要调查，对基西杜古、马森塔、盖凯杜和恩泽雷科雷等市进行了实地考察”。
2019年，新冠病毒“有幸”在中国武汉爆发，中国政府先是隐瞒疫情，随后又阻止国际专家进行及时而独立的调查。疫情蔓延全球各地，肆虐时间长达三年，导致至少700多万感染者死亡，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打击。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在北京挂牌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可以再次派遣国际专家，前往武汉完成对于新冠病毒源头的独立调查呢？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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