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稱WADA未「偏袒」中國,但指中國反興奮劑機構違規

幾個月前違禁藥物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中國游泳運動員被允許參加2021年東京奧運會。
幾個月前違禁藥物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中國游泳運動員被允許參加2021年東京奧運會。 Oli Scarff/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執委會週四急切地認可了一份報告,該報告確認該機構洗脫23名中國優秀游泳運動員興奮劑指控的決定是正確的,儘管報告作者指出,中國官員在處理該事件時違反了既定規則。

最終報告由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簡稱WADA)欽點的瑞士檢察官埃里克·科蒂埃撰寫,實際上認定全球反興奮劑監管機構在處理中國興奮劑案時不存在不當行為。WADA的處理方式曾招致奧運會運動員的蔑視,引發全球反興奮劑專家的質疑以及一場與拜登政府的激烈爭執。

悄悄為運動員洗脫罪名、不透露他們的興奮劑陽性檢測結果的決定就像一片陰雲籠罩著巴黎奧運會的游泳館,引發了人們對全球反興奮劑體系效力的更廣泛擔憂。

科蒂埃還得出結論,在對游泳運動員用藥案件的處理上不存在偏袒中國。他似乎對《紐約時報》其他組織的報導不以為然,這些報導對WADA在多起涉及中國游泳運動員的所謂大規模污染事件中的行為提出了質疑,同時建議反興奮劑官員收緊與此類案件相關的規則和程序。

然而,報告並沒有對中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根本問題給出明確的結論,也沒有緩解人們對高水平游泳運動普遍存在的一種陰謀的擔憂。報告稱,「公正感或不公正感遠遠超出了本次調查的範圍。」

在土耳其一處度假勝地舉行的理事會會議始終籠罩著爭議和不確定性,理事會此前試圖禁止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員——同時也是理事會成員——參與有關中國事件的任何討論。這場鬥爭始於一份匿名投訴,指控美國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主任拉胡爾·古普塔存在利益衝突,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開始調查游泳事件。

拉胡爾·古普塔博士,攝於2022年。
拉胡爾·古普塔博士,攝於2022年。 Sophie Par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作為美洲40多個國家的代表,古普塔最終被允許參加會議,但在理事會會議前夕,經過兩天的緊張討論,WADA的領導人才撤回了對他的指控。

與政府律師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負責人特拉維斯·泰加特一同參會的古普塔準備繼續他的鬥爭。他已經贏得了其他地區集團領導人的支持。這些公共機構佔了WADA理事會的一半,提供的經費佔比也差不多是一半。

中國的案件嚴重損害了WADA在許多利益相關者中的聲譽,但該機構仍得到了國際奧委會的支持。奧委會代表參與了會前的商談,以避免在會議上與美國人發生衝突。

中國的興奮劑案件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今年4月,《紐約時報》披露,在2021年初的一次國內比賽中,23名中國最優秀的游泳運動員對一種被禁用的心臟藥物的檢測均呈陽性。這些選手被悄悄認定為不存在不當行為,中國調查人員將他們的案件歸咎於酒店廚房受污染。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接受了中國的說法,沒有進行自己的調查,並允許其中幾名運動員參加東京和巴黎奧運會,並獲得獎牌。

今年7月,科蒂埃在巴黎奧運會前夕發布了一份臨時報告,認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沒有任何不當行為。

在週四公布的最終版本中,科蒂埃指責了案件中的一個參與者,即中國的國家反興奮劑機構,但他表示,該機構的行動對他的調查結果沒有影響。「就中國機構而言,很明顯,《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某些規定沒有得到執行,」他寫道。「這令人遺憾,但最終,它不會改變案件的結果,也不會改變對污染假設的接受。」

儘管如此,這份56頁的報告的部分內容可能會引發人們對WADA的更多擔憂。報告發現從2021年3月中國首次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透露藥檢結果呈陽性,到當年8月調查結束,WADA的內部調查部門「沒有參與此案的處理」。

美國反興奮劑機構負責人特拉維斯·泰加特等批評人士指出,科蒂埃的任務意味著他必須接受「WADA在沒有進行任何獨立調查的情況下接受的事實」。儘管存在這些限制,泰加特說,「這份報告證實了我們的擔憂,即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允許中國在規則下獲得特殊待遇。」

瑞士檢察官埃里克·科蒂埃今年早些時候受聘調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中國興奮劑案件的處理。
瑞士檢察官埃里克·科蒂埃今年早些時候受聘調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中國興奮劑案件的處理。 Fabrice Coffrin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週四,古普塔和其他人可以向科蒂埃提問。但WADA理事會中的公共機構的代表表示,他們無法承諾最終立場,並要求更多時間來研究這份文件。

該報告的發布不太可能帶來陷入困境的WADA領導層所尋求的那種結案。美國的刑事調查仍在進行中,國會也一直在向該機構提出尖銳的問題。兩者都援引了一項法律,該法律賦予美國官員對參與協助使用興奮劑的教練、訓練員、醫生和體育官員進行刑事起訴的權力,即使他們的行為發生在美國境外。

這項法律激怒了全球體育官員,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擔心在美國受到起訴,也擔心其他地方出台類似的法律。

這些你來我往導致WADA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幾乎完全破裂,美國官員公開談論停止提供資金,而WADA對美國興奮劑政策的批評也越來越直接。美國是該機構在國際奧委會之外最大的支持者。

參加會議的體育官員和國際奧委會挑選的理事會成員最近幾天向WADA管理層施壓,要求其改善與美國合作夥伴的對話。美國將於2028年在洛杉磯舉辦下一屆夏季奧運會,並於2034年在鹽湖城舉辦冬季奧運會。

在週四的會議上,WADA理事會同意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將科蒂埃報告的結論轉化為政策變化。該機構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包括加強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內部流程。」

官員們還討論了WADA加強危機管理和溝通方法的必要性。自今年4月中國興奮劑檢測的消息首次曝光以來,WADA多次發表措辭激烈的聲明,針對新聞媒體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等頑固的批評者。

這種緊張氣氛在土耳其表現得很明顯。在那裡,WADA的通訊主管凱瑟琳·麥克林要求《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離開舉辦會議的豪華度假村,那裡的客房每晚費用可達1500美元以上。

前WADA執行委員會成員馬科斯·迪亞茲對新聞媒體被禁止採訪理事會會議表示驚訝,他解釋說,即使在近年俄羅斯興奮劑醜聞最嚴重的時候,也有「媒體的空間」。

「這會引發問題,」迪亞茲說。「我們相信,作為公共服務部門的人,作為政府的人,我們必須做到透明。」

Original article: https://cn.nytimes.com/sports/20240913/wada-china-doping/zh-hant/?utm_source=RSS